这是从人的本能上来说明礼的必要，大同世界，也不过是礼的极点。

《公羊》又借西狩获麟提出尧、舜之道，而尧、舜则是大同。[6]也正因为刑罚多从殷来，故说刑名从商。

虽然他们理想的井田已不同于周代的井田，但他们无法认识在土地私有制度既已发生发展以后，要实行授田还田的井田制度是绝不可能的了。禅让、征伐都是革命的说法既是根据《易经》的理论，可能这也是京房《易传》的思想。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儒家既采取墨家思想以入《礼运》，但礼乐则为墨家所非毁，故儒者不得不揭出礼乐的根源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三王禅于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与也。

这种儒学本是不足道的。所说大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这是后世所称为大有功于儒学的人。

合于标准者就可封之为诸侯，贡贤之君也有赏赐。[7] 《汉书·董仲舒转》载仲舒语。《易·坤象》：龙战于野，其血玄黄龙战于野，其道穷也。惠栋《明堂大道录》：明台、衢室、总街，皆明堂也。

礼家言三教，说夏尚忠，礼家言法夏，是有取于墨家的理论，墨家是法夏的，墨家要选天子、齐富贵，这是他反对暴政，是他的进步。《学记》作得较晚，这说明遂后来也设序（学校）了。

却又有一个问题须得研究，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专制君主的差别，究竟在甚么地方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太子扶苏就谏劝他说：诸生皆诵法孔子。现《太平经》犹存，还可考验，虽然已有很多增窜，但还能看个大概，它的理想和今文学的理想是殊途同归的。[1]所以名之为世子者何？言欲其世世不绝也。先秦诸子最能阐扬明堂思想者当推尸子，《尸子》书《汉志》为杂家，就《尸子》书看，它不同于《吕览》、《淮南》以道家思想为中心的杂家，而是以儒、墨思想为中心的杂家。

素者，空也，素王就是只有其德而无其位的王。《荀子·正论》说：世俗之论者曰：桀纣有天下，汤武篡而夺之。[3]他又答颜渊问为邦说：行夏之时，乘殷之略，服周之冕，乐则韶武。儒家虽然一方面从理论上来说明礼乐的必要性，以回答墨家的批评，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对礼乐作了适当的精简。

他既主张贵民而轻君，所以当君主严重违反人民意志、人民利益的时候，他便毅然地主张诛放（杀戮放逐）。禅让说虽是今文学家软弱性的表现，但以处在绝对王权的专制统治时代的历史条件来看，敢于要求皇帝退位，仍不失是一种有进步意义的理论。

但到三国黄巾起义就不然了，农民不要姓刘的了，从此以后中国历史上多次农民起义都有宗教关系，他们要求均贫富，等贵贱，是很鲜明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富辰说：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

[1]陶潜《圣贤群辅录》言仲良传乐，公孙尼子《乐记》可能是仲良所传，《乐记》思想接近道家，仲良之儒当为儒之吸取道家者。很显然《周官》是以六遂为野，而以所居为野民的。以德封者，必试之为附庸（三十里以下），这是对旧制度反抗得不彻底的表情。……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一思想在《易传》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革卦《彖辞》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巨子就是墨家理想的应当立为天子的圣人。

[4] 《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壶遂曰。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

始于文王而终于尧、舜，正是主张由小康进入大同，变世及为禅让的理论（康有为《春秋》三世、小康、大同之说即据此）。邘、晋、应、韩，武之穆也。

故古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陆以前，为而不有，应而不求，执大象也。酉为阴盛阳微，五际也[1]。

鲍白是鲍丘之误，就是《盐铁论》中的包丘子，传《诗》于申公（《鲁诗》之祖）的浮丘伯。[1] 邱濬《大学衍义补》卷四十五言：外朝在库门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国家大典礼则于此朝会，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难则于此询问，而小司寇掌其政。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我们又从战国末期儒、墨在社会上同为显学，而又不为时君世主所愿接受这一点来探讨，也能看出儒、墨的主张，确在当时是符合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与专制君主对抗的。

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总的来说，从某一时代某一学派去衡量孔子也未尝不可，不过总要把这些学说和孔子的某些地方或同或异分析清楚，才符合辩证法，从今文学来论孔子也应该是不能例外的。

[1] 说详另文《漆雕之儒考》。[2]儒家吸取墨家思想而又能进一步发展者，当以《礼记·礼运》最为显著。

很显然，这充分暴露了今文学家的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他们不满于现实政治，希望来一次革命，但他们又在暴力革命面前退缩了，而希望用和平的方式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于是便大力倡导禅让。一部分人只能隐蔽起来，秘密传授，所谓以授贤弟子。

两者完全是相依而起，使理想更趋完密。宗庙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黜以爵。易姓受命是禅让的学说，但董仲舒何以又要说继体守文之君（即世及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同时又把今文学主张的井田变为限田呢？实际上，儒家最高的理想与专制君主不相容的精微部分，阿世者流一齐都打了折扣而与君权妥协了，今文学从此也就变质了。《说苑·贵德》引《传》曰，也说《甘棠》是召公述职之诗，《说苑》作者刘向传《鲁诗》，所引当为《鲁诗》之《传》。

而后才能知道推论《京易》兼讲革命、素王，并不是附会之辞。但他却又把这一律平等的思想说成是天的意志（天志），给他披上了神学的外衣。

也还没有用述职来解释《甘棠》。汉今文学理想制度以明堂最为重要，而明堂制度则源于墨家。

[6]东汉以下的学者放下规模宏大的四郊明堂及其所具重大政治意义不讲，反因《考工记》和《大戴礼》的差异而纠缠在五间房子、九间房子的争论上，正是毫无意义的。这对部分儒生受到绝大的启发。